在第二板块,陈立荣和王翘楚围绕进城务工女性和倒插门女婿两类群体,进行了历时层面的探讨。对于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而言,她们对“女主内,男主外”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依旧呈现出一种认可的趋势,父权制的束缚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子。家庭内部地位较低的倒插门女婿并非是受到了女性的压迫,而是受到了女方家庭的压迫。这种情况下的女方实则被父权制内化,进而成为父权制的一部分。
第三板块聚焦于家务劳动,石玉洁和国先翼分别从女性和男性的生活经验出发,探讨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问题。石玉洁对子女辈的家务劳动分工这一时常被忽略的问题给予关注,指出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传统之持存必然缘于更复杂的因素,其中教育和文化的无意识推动不容忽视。国先翼呼吁消除家务劳动领域的刻板印象与价值绑架,建立平等、自主的家庭关系。
最后一个板块则是理论方面的反思。傅灵犀分析了性别本质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互动关系,指出生理差异是性别问题的起点,而非盖棺定论的终点。黄军钧提出,父权制的讨论并不是为了加剧性别之间的对立,而是要进一步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樊枫聚焦于消费领域的性别建构策略,呼吁大家警惕性别陷入商业伦理规训的危险。罗瑞霞认为,最根本的变革应当是对社会大环境的改善,例如从婚姻法、哺乳期产假、教育改革、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角度出发,关注底层女性和男性的命运。
主讲人和与谈人发言过后,五位老师进行了评议与点拨。王均霞副教授谈到,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至今,又面临了新的转折点:过去是对家族制度的批判,今天则更多导向了男女两性之间的论争。她认为,父权制是先于每一个人而存在的,我们只能在点滴中去感知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它,民俗学应当从文化视角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去审视性别问题。曲宁宁副教授在回溯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后指出,女性主义并非“铁板一块”。中国的女性主义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,而且当我们看待中产阶级和底层女性等不同对象时,也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分层。此外,研究者要避免高高在上的研究视角。李琳副教授结合当下媒体、婚姻咨询师等往往谈论女性应当如何迎合男性的现象,指出性别刻板印象是千年以来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,“我们都携带病毒生存,有人是重症患者,有人是无症状患者”。林海聪老师则从“我愿意分担家务”这一表述出发,讨论了家务于女性而言是必然但于男性而言却是一种“分担”的问题。他同时提醒大家,当人们去反驳一种观点时,往往也会带来一系列偏见,因此辩证思维是不可或缺的。